王正元自1928年起，先后于南京电话局和国民政府交通部任职。抗战爆发后，1937年，他受交通部长俞飞鹏指派，专责蒋介石电话通信事宜，后又历任委员长侍从室电话监听专员、陆军总司令部上校电话监察官、国民政府军务局电话监察官等要职。十二年间，他负责监控国民党高层的机密电信，直至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王正元作为政治犯被囚禁，1975年获特赦，1978年受聘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1949年元旦，蒋介石发布文告，提到若中共持续武装对抗，国民党也只能应战到底。令人始料未及的是，蒋介石不久在多重危机下，宣布“三个月小休”。这一名词引发不少疑问，后经总统府新闻秘书曹圣芬解释，是因蒋介石劳累过度，以休养为由暂时离职。

同年1月17日晚，王正元受电信总局人事室主任马材良之邀，前往杨将军巷赴宴。席间多位电信系统的要员也在座。饭后不久，王接到重要军话台邱桐阶来电，要求他立即赶往俞济时（俞侍卫长）在宁海路的公馆。当晚，俞济时坦言即将离开南京，并委托王一项特殊任务：搜集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黄绍竑三人在电话中的全部消息，并用“甲”“乙”“丙”为其代号。双方约定，以各自姓名通报即可传递情报。王当即允诺，事后还召集下属李再兴、邱桐阶，将任务详细交代，并嘱咐他们每日通过电话汇报、切勿泄密。

1月21日，蒋介石谒陵后离开南京，前往杭州再转浙江奉化溪口。王正元则派李再兴随机同行。蒋介石迁居溪口后，当地成为各方关注焦点，电信业务骤然繁忙。2月下旬，邱桐阶也被安排去溪口协助工作。南京军话台则由车大奎、钱慎龙、胡文杰等担纲，其中“甲、乙、丙”三人通话的监听信息由车大奎汇总，每日上报。王等人搜集的情报颇受蒋、俞的认可。此后，俞济时还送来一张支票作为犒赏，王按人数分发。该项监听任务直至南京解放才结束。

在辽沈战役前，蒋介石曾亲赴沈阳、北平指挥作战。王正元以工作为由，借机随“美龄号”飞机前往北平。当时，他因长期不在局，话务科监察台班长冯仲益亦有离岗一周之举。王并未追究冯失职，反而宽慰其因情感波折而低落的情绪。尽管按照章程应予处罚，在王多次为冯说情后，业务处长盛振翼勉强同意不予处分。但也顺势提醒王要警惕日后为人处事。

到了1949年2月下旬，冯仲益与焦作圣以家事、健康为由请假离职，王迅速批准。后来得知两人并未离开南京，而是借机滞留本地。王对此虽有所察觉，但未深究。事实上，时局已极度动荡。

4月20日前，江防要塞失守，却无人向王主动报告。即便如此，至4月22日，他才意识到局势急剧恶化。当天，他本欲将家属送往上海，突闻铁路断绝，不得不改变计划。电信局高层连夜开会讨论撤离办法，尚无定论。深夜归家，王难以入眠。翌晨，连线杭州未果，才发现长途电话被切断，王陷入无法联系外界的境地。此时，明故宫机场有飞机盘旋，实为通知他前往登机撤离，但这些信息都被电话台的人拦截，王毫不知情。飞机终未等到他便飞走。

4月24日南京解放，王特意换了宽松衣装，照常进局办公。进入专线话台后，看到原先的通话记录本尚在，登记着蒋介石、李宗仁、何应钦等人的长途通话。王指着这些记录，感慨往昔已成过往，并示意留存是否还有必要。此后，解放军军代表进驻，冯仲益以助理军代表身份返局，全面接管话务科。

至此，谜底逐渐揭开原来，军用电话台的关键岗位早被中共地下党员控制。车大奎是支部负责人，包括王自己的亲族在内，共计九人中有七人是地下党成员。这些年，他们一直稳稳操控着国民党最高军政机构的电话通信。直到此时王才恍然大悟，如释重负。老同事们半真半假地调侃：“王科长，你有这么多老部下是共产党员，这工作哪还能做不好？”回想那段岁月，王终于明晓，这一切早有深深的布局。